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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父母去世后,我看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”

“父母去世后,我看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”

受 访 者:沈金珍

职 业:公司财务

出生日期:1954年

“父母去世后,我看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”

“爸爸去世不到半年,我们又参加了妈妈的葬礼”

我爸爸是建筑公司的泥水匠,妈妈不识字,也没有工作,她是爸爸的填房。我们家里有八个孩子,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,他们不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我在家排行老六,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

我从十一岁起就帮着家里开始做大人的事了。比如,出去借钱。

我爸爸一个月的工资是五十七元,要养八口人,常常前吃后空,妈妈经常叫我去张家或李家借钱,五元、两元、一元地借。爸爸发工资的日子还没到,妈妈就让我去爸爸的公司里要求提前支取工钱。我年纪小,倒不觉得尴尬,乖乖地等在公司财务室的门口。那些会计阿姨会说,哟,老沈的女儿蛮漂亮嘛,将来长大了也做财务哦。没想到,我后来真的做了财务。

可是,工钱拿回来没多久,妈妈又让我出去借钱了。家里的经济状况糟糕到极点,平时吃的是酱油和盐拌的籼米饭,冬天,棉袄破了,棉花露出来,就用绳子扎扎紧,这样可以暖和一些。弟弟妹妹实在没衣服穿了,就把稍微值点钱的东西拿去当掉,凑点钱换衣服。其实,那时候所谓的借也就是讨,有借无还,人家也知道,借给你,就是送给你了。所以,我经常是借了这一家,下回换另一家继续借。那个年代,底层的人家都穷,但像我们这么穷的并不多。

1967年1月,我爸爸死了,死于胃癌。我们去殡仪馆和爸爸告别。我记得爸爸穿着一身咖啡色的纸衣服,躺在冰凉的铁板上。是的,就是纸衣服,家里买不起寿衣,只能让爸爸穿纸衣服。爸爸的葬礼上,我们六个孩子一溜的萝卜头站在爸爸的遗体边,妈妈哭得撕心裂肺……我站在那里,想起了好多关于爸爸的事,爸爸性格很内向,很温和,他话很少,有什么事情都是憋在肚子里。我去他公司里领工资,爸爸会带我去食堂买早饭给我吃,一只淡馒头、一碗白米粥……爸爸去世后,每当我路过爸爸的单位,都会想起爸爸那天早晨买馒头、买粥给我吃。哪怕我现在六十多岁了,我都忘不了。

爸爸去世,我还没有绝望,不管有多苦,只要有妈妈在,我就觉得还有依靠。可是,没想到,爸爸走后不久,妈妈也病了。

爸爸去世后,居委会安排我妈妈去翻砂厂做临时工。工作了没多久,妈妈便觉得喉咙痛,痛得忍受不了,只能去医院看病。我陪妈妈坐着三轮车去了医院。当时,妈妈的脖子那里已经红肿糜烂,闻上去很臭。医生诊断说是淋巴癌,已经是晚期,治不好了。他给妈妈配了点药和纱布,让我每天给妈妈换药。

我没想到妈妈会走得那么快。1967年7月的一天,那天下午,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在家,妈妈一直在床上昏睡。有那么一小会,她醒过来,看见我,朝我招招手。我走到妈妈床前。“小宝宝,”妈妈说,她讲话已经不利索了,“我口渴……想吃西瓜。”我点点头,捏了五分钱,赤脚出了门。离家不远的地方,就在河南南路复兴东路的路口,有个西瓜摊,那里的西瓜切片卖,两分钱、五分钱一片。我很快就把西瓜买来了。可是妈妈已经吃不下,她咬了一口,就不吃了。她又指指桌上的茶杯。我拿过杯子,扶着妈妈,给她喂水,可是妈妈连水都咽不下去了。她慢慢地歪下脑袋,靠在了我的肩上,水顺着嘴角淌下来,她的眼角也流下了泪……

我惊慌地大声喊楼下的邻居:“咬云爸爸,我妈妈不行了!”咬云爸爸奔上来,轻轻拉掉妈妈倚靠的枕头,妈妈的身子倒了下去……

妈妈死了。我当时最强烈的心情不是悲伤,而是恐惧。咬云爸爸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大哥,大哥居然害怕得不敢回家。妈妈对大哥最好,他不是不爱妈妈,他只是害怕。

妈妈死时,我以为她是四十九岁。许多年后,我去派出所登记父母的出生年月,才发现妈妈去世时其实只有四十六岁。她四十四岁时,刚刚生下妹妹。她怀妹妹时,还去卖过血。她用宽带子裹住腹部,不让医生看出她是孕妇……

爸爸去世不到半年,我们在同一个殡仪馆里参加了妈妈的葬礼。和爸爸一样,我的妈妈躺在冰凉的铁板上,穿着咖啡色的纸衣服……

“妈妈去世后我们再也没有问别人借过钱”

我们成了孤儿。

家里完全没有了生活来源,居委会每月补助一个孩子八元,但这点钱仍是杯水车薪,我们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,冬天也买不起被子盖……那时候,我大姐已经结婚了,嫁去了宁波乡下,姐夫用轧的米换来全国粮票寄给我们,我们总算有了米吃,但是买菜的钱依旧没有,就用酱油和盐拌饭。冬天了,家里没有足够的棉被,我带着妹妹睡在三块铺板搭的床上,怕冷,就在床下面生炉子取暖,时间长了,造成了慢性一氧化碳中毒,落下偏头痛的毛病,这病到现在都没好……一言难尽,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兄弟姐妹是怎么活过来的。

姐姐出嫁了,哥哥去上班,弟弟妹妹还小,我挑起了家里的担子。爸爸妈妈走后,我感受到了周围人不同的态度。有人同情我们,也有人看不起我们,甚至欺负我们。有的邻居会指责我们这些小孩“没有父母教训”,不是我哥哥做的坏事,也说是我哥哥做的。我们兄妹几个互相打气:一定要争气,不能给人欺负。

当时哥哥单位里有个老太太家里没人照顾,让我去做保姆,一个月的工钱是五元钱。我从此不再准时上学,经常逃课。我给那个老太太端饭,倒痰盂,擦身洗澡,做得像模像样……那时候,我只有十三岁。我寻找一切可能赚钱的机会,学着纳鞋底、翻棉袄、做衣服,隔壁一家人接了做拖鞋的活儿,我也去做帮工,做一双拖鞋可以赚五分钱。

做佣人,带妹妹,做帮工,这就是我的青春,但我不觉得苦。就这样,稀里糊涂就初中毕业了,1972年,我参加了工作。

我被分配在一个大集体单位,在一个水果店当营业员。我是1972年的12月6日去报到的,那个日子,我记得清清楚楚。要赚钱了!当时心里说不出的兴奋。我那同父异母的大哥常说,爸爸最喜欢我,摸着我的头叫我小宝宝,他说,“我家小宝宝很聪明,长大了做财务。”我当时没感觉,后来真的一点一点应验了,没什么文化的我真的做了财务。

(哭)……你说要采访我,我觉得我没什么好讲的。我很平常,也经常受人欺负。碰到那么多事,但我很坚强,从来没有绝望过,我还始终坚信一点,良心好,善良,一定有回报。

妈妈去世后,我的嫂嫂给我做工作,劝我把当时只有三岁的妹妹送给一户资本家做养女,我不同意,我说我能养得起妹妹。我在老太太家里做佣人时,还有一大收获。老太太的儿子字写得特别好,我没事就跟着他练字,我工作以后,人家都好奇,我怎么写得一手好字。

特别值得骄傲的是,妈妈去世后我们再也没有问别人借过钱。我也永远记得同父异母的大哥和嫂嫂对我们的好,我和妹妹那时候经常走一个钟头的路去大哥家吃饭。大哥还瞒着嫂嫂,做了皮鞋去菜场卖掉,换钱来接济我们。他自己有了一点闲钱,五元十元的,会买上大饼油条送来学校给我和妹妹吃……所有的人对我们的好,我都永远记得。

只是,父母去世时,我们都太小。那时候,作为孩子,我们的心情是害怕多过伤痛。爸爸妈妈以前都拍过黑白照片,在木箱子底下藏着。可是不知为什么,所有的孩子都不敢看……后来,我们稀里糊涂地把父母的照片都扔掉了,再也找不到了……这真是一种只有小孩子才有的奇怪的心情。我们不是不爱爸爸妈妈。现在想来,真是后悔。

就这样走过来了,小时候有过这样的经历,后来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坎坷,都觉得算不了什么,都比不过我小时候受过的苦。

爸爸妈妈去世后,我看到的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世界:一个是美好的,充满同情心的;另一个是冷漠的,有些人是恶的,势利的,甚至是看你笑话的。后者的这部分人甚至更多。但我一直这样想,别人越是看不起我,我越是要强。这辈子,我一定要做一个好人,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

“父母去世后,我看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”

写在边上

抵抗人性之恶,犹如一场战争

我们一贯受到的是人性善的教育,但事实是,厄运当头时,当事者遭遇的可能更多的是人性之恶。抵抗人性之恶,犹如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。

关于人性善恶的哲学命题,一本大书也无法写尽。其实,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,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魔鬼。这个魔鬼一直蠢蠢欲动。当遭遇不公的时候,当深陷难以为继的窘境时,当外界的环境失衡时,这个魔鬼最容易跑出来。

小孩子大抵以一颗善心去看待这个世界,但他们同样可能遭遇失望。比如,因时代所限,人们哪怕非常勤劳,也难逃困顿的生活。即便如此,长辈对晚辈的教育,依然是“勤劳能够改变命运”。虽然,勤劳一辈子的他们,境遇并无多大改变,但老人们仍然持守着自己的人生准则。正如故事的主人公朴素的信仰:“我始终坚信一点,良心好,善良,一定有回报。”她心中的善最终战胜了外界的恶。

沈金珍确实得到了回报,她一生恪守本分,不可思议地如父亲所愿“做了财务”,还拥有了一个富足安稳的家。她所坚守的,只是一些最普通的信仰,她在勤勉之余,认真做好自己有能力做好和应该做好的每一件事,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的遭遇推给别人的恶,更没有因为命运不公而放弃努力,随波逐流。

所以,我也时时提醒自己,并且鼓励正在成长着的人:纵使千万人堕落,也不是自己堕落的理由;哪怕黑夜漫漫无尽头,也定会有一颗发亮的星辰。

本文选自 殷健灵《访问童年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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